张栋梁

但是，知常曰明，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见小曰明用其光，复归其明（《老子》第16、33、52章），明不再是照物，而是对道或自身的清楚定位或认识，相当于金、水的内部明澈。

《礼三正记》曰质法天，文法地也。他还特意批评了熊安生的解释：熊氏以为蕃鬣为黑色，与周所尚乖，非也。

24 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2，第286页。后来的文质循环论就是在此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更加完善的历史理论。研究儒学，尤其是早期儒学，历史思想以及历史哲学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是，以二为循环、以三为循环、以四为循环以及以五为循环、甚至以十二为循环，虽然这些理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毕竟形式有差异。2 张岱年：《王船山的理势论》，《张岱年全集》第5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55页。

《史记·孔子世家》节引了这段话，也是以一质一文来解释三代之礼的损益。苏舆说：其实商夏亦文质之代名25，康有为甚至说：天下之道，文质尽之。三者如顺连环，周而复始，穷则反本。

22 三王原作三正，据陈立改。无可怀疑，古代的历史典籍中蕴含着丰富的对于历史、社会以及伦理道德的认识。而三统说和商夏质文四法论其实也是一致的。今若文犹质，质犹文，使文质同者，则君子与鄙夫何以别乎？8由此可见，所谓质即本质，属内在。

正如阴阳二分的思想是中国哲学的基础性概念和基本思维方式一样，以二为循环的文质论奠定了之后出现的三统说（包括夏商文质四法说）和五德终始说的理论基础。事莫不先有质性，后乃有文章也。

邹衍的五德终始论，是以五行相胜的原则循环，即前一代之德已衰，后起的一代以另一德胜之。有学者认为，孟子说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孟子·尽心下》）就是一种历史循环的史观。相比较而言，孟子的治乱说还相对比较具体，而后来出现的文质论则更加抽象，更有哲学意义。中国古代有非常深厚悠久的史学传统。

另外，何休注《公羊传·桓公十一年》也说：王者起，所以必改质文者，为承衰乱，救人之失也，天道本下，亲亲而质省。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在以四为循环的商夏质文四法论当中，商和夏不是指历史上的商代和夏代，而是和质—文一样，是指两种历史模式或历史阶段。董仲舒说：一商一夏，一质一文。

又引马融曰：所因，谓三纲五常。下车而封夏后氏之后于杞，投殷之后于宋。

由此也可以看出，儒家的历史思想是其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同样，儒家的历史哲学实质上也是政治哲学。《礼记·表记》说： 子曰：虞夏之道寡怨于民，殷周之道不胜其敝。

适赵，平原君侧行撇席。这样看来，邹衍的转移论虽然是以五循环，但五行相胜的理论和文质救弊的理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这样看来，三统五帝和九皇，只是一个固定的名称，而其具体的时代则由新受命的新朝往上推移，这是一个直线的推移，而非如文质论、黑白赤三统三正以及五德那样的循环转移。其民之敝，惷而愚，乔而野，朴而不文。救鬼莫如文，故周人教以文，而君子文矣。董仲舒的《三代改制质文》篇，《玉海》引作《三代改制》。

循环无穷，有兴必有废，废兴更迁，故有损益也。但是，君子道德修养的文质论在后来却演变为评判历史的历史阶段论，成为儒学尤其是公羊学历史哲学中较有特色的一部分。

中国哲学就蕴含在中国古代的经史之学当中，近代分科化的中国哲学就是从传统的经史之学中演化而来的。12《春秋公羊传注疏》卷5，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75页。

《说苑·修文》曰：故夏后氏教以忠，而君子忠矣，小人之失野。（《汉书》卷六十四下）这是邹衍对文质论的总结。

孔疏对此作了更加详细的解释： 虞夏之文，不胜其质者，言虞夏之时，虽有其文，但文少而质多，故文不胜于质。这样的循环虽然更复杂了，但从思想渊源来看，四法论的倡导者是董仲舒，正如顾颉刚先生认为，这一理论是从五德说蜕化出来的24，从思想实质来看，无论是以四为循环，还是更复杂的以十二为循环，其理论基础都是以二为循环的文质论。（《论语·颜渊》） 邢昺《注疏》对子贡之言的解释是：此子贡举喻，言文章不可去也。又收入《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2，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54页。

与战国至汉代的以五为循环的五德终始说密切相关的是以三为循环的三统说。五帝之前的则推为九皇，封为附庸。

只要人们把握住了这些神秘的历史常数，其实也就把握住了历史。22 其实，进一步来看，就战国至汉代儒家的历史哲学而言，以三为循环的三统说以及相关的三正三教说，与以二为循环的文质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15 孔广森：《大戴礼记补注》卷11，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13页。后一代之德相对于前一代之德是胜或克。

11 黄怀信：《论语汇校集释》，第182页。以五为循环的历史理论是战国时期邹衍提出的五德终始说。当然，邹衍的五德终始说的目的是针对现实的，是引导当时的各诸侯国以及未来的朝代来抢占那最后一个空位的，但是，从解释历史的理论层面来看，邹衍的理论还是不完善的，也正因为有此空位，才引发了秦汉以后关于五德的争论、秦汉的德运等重大政治问题的争论，在五德终始说的巨大影响之下形成了汉代独特的政治和历史。战国后期至汉代在文质论的基础之上，又增加了德、运、统等更多内容，形成了更加复杂的历史循环理论。

因此，商夏文质四法的循环其实就是文—质循环论的进一步扩大而已。按：此文的主体部分发表于燕京大学《史学年报》1935年第2卷第2期。

其民之敝，荡而不静，胜而无耻。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

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8 黄怀信：《论语汇校集释》，第1090页。